香港主權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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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目為香港歷史系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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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前時期 香港主權移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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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香港系列 |
香港主權移交又稱香港回歸，多指香港主權於1997年7月1日由英國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清朝戰敗後於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1860年，清朝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被英法聯軍打敗，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份割讓交由英國管治。1898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这三个條約均为不平等条约。该三条约決定了今日香港的範圍。198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政府開始舉行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最後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決定1997年7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一切曾由英國管治的土地，恢复行使主权。
雖然《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皆明文寫道香港島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永久割予英國，但此舉未使兩地永久成為英國屬地，而是連同新界一併交返中國。香港島、九龍少有平地，水食等物資多由新界或中國大陸供應，難以自給自足。而香港也並沒有因三條條約的分別而妨礙她的整體發展。因此，英國難以不把整個香港交還；而英國政府在確定香港主權將移交中國後，也只有極力爭取維持在香港的利益。zh-hans:;zh-hant:[來源請求]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兩國開始詳細談判之前，鮮有考慮香港主權的前途問題。zh-hans:;zh-hant:[來源請求]其實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政府在籌劃地下鐵路、新機場等大型基建項目時，因為投資回報期需要接近30年而跨越1997年，當時在向國際籌集資金時已受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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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根據清朝政府與英國所簽訂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香港島及九龍是永久割讓予英國的，而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亦一直未能取消這些不平等條約。直至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才有轉機。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引起了香港的歸屬問題，營造了香港主權移交回中華民國的可能性。當時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是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象徵，加上中華民國在戰爭過程中已躋身大國之列，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所以應把香港交回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早於日本投降前數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亦曾認為英國政府應該放棄香港，並歸還給中國發展為國際自由港。國民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國共內戰日漸激烈而無暇南顧。另一方面，英國則強烈希望戰後保持所有遠東殖民地，包括作為英國遠東海軍基地及商業中心的香港。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過。因此，戰後香港由英國繼續接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于国际战略考虑，虽然不承认英方对香港的殖民“主權”，但是表明暫時不會收回香港，也不干預制止前中華民國軍眷及逃民在香港的活動。1950年，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權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國。同时，英国政府在军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打击阻止中国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1]
1972年3月，剛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就香港問題致函聯合國反殖民小組主席。中國常駐代表黃華表示，香港及澳門分別屬於被英國及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內的事務，而不屬於一般的殖民地問題。他同時表示，中國在適當時候將使用和平手段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在此之前香港及澳門應保持現狀。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認可了中國對香港的立場和要求[2]。
自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便開始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采取外交行动。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此非常關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亦於1972年3月為此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申明中國政府的立場：“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要對被佔領的領土恢復執行主權的問題，而完全不是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的問題，更不是使其獲得獨立的問題。”同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將香港和澳門於殖民地名單剔除，此舉為中國和平解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制造了有利的背景條件。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傳統英國資金的商業力量，如滙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遊說工作。當時的商界年青領袖李鵬飛曾率領當時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組成「年青才俊團」前往北京提出有關建議，但遭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也没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香港島和九龍的割讓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因此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由於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同於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他同時希望能借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编辑] 中英談判
[编辑] 談判障礙重重
港督麥理浩的官方訪問提醒了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進一步的討論及外交接觸，也為英國首相zh:撒切尔;zh-hans:撒切尔;zh-hant:柴契爾;zh-hk:戴卓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訪問鋪路。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華，9月24日在北京與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隨後，戴卓爾夫人訪問香港，成為首位在任內訪港的英國首相。在記者會上，戴卓爾夫人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
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但中方拒絕接受。
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港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在兩日會談後，新聞公報以「有益，有建設性」形容，但談判實際上並不順利。7月底，談判繼續，但新聞公報連「有益，有建設性」的字眼也欠奉。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
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談判未能達成共識，觸發香港市民對前途的憂慮，曾經使物價一度飛漲，亦導致了股災的出現。1983年9月，港元曾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市面出現搶購糧食等情況。港英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鈎，來維繫港元穩定。
但在談判陷於僵局下，人心仍未穩定，香港人無法參與談判，感到無助。1984年1月，香港政府增加的士牌費，在九龍區引起騷亂。1984年3月14日，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動議，所有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定前，必須在立法局辯論。在香港前途未明朗下，1984年3月28日，英資的怡和洋行宣佈把總公司遷至百慕達，令各界被視為英國有意撤資，對香港的前途更加憂慮。
[编辑] 取得共識
1984年1月25日至26日舉行的第八輪談判，中英雙方各自更換團長，中方由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擔任，英方則由伊文思爵士擔任團長，並兼任駐華大使職務。
1984年4月，英國外相杰弗里·豪訪華，並就香港主權問題作出讓步，令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賀維在香港發表聲明，宣佈1997年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7月底，賀維再度訪華；8月1日，賀維在香港舉行記者會，透露協議的十項主要條款。其後的會談進一步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土地、民航、國籍等問題進行討論，並達成多項共識。直到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簽署，香港前途談判結束。至草案簽署為止，雙方共進行了22次的談判。
經歷多輪的香港前途談判，中英兩國最終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並於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第三段第12條表明，中國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維持50年不變。
[编辑] 聲明簽署後
198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士。1985年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負責在香港徵詢公眾對《基本法》草案的意見。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佈首份草案。1989年2月公佈第二份草案，諮詢工作則在1989年10月結束。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通過議案，正式頒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编辑] 過渡期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期間的十三年，被稱為過渡期。在過渡期內，香港經歷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股災、1989年六四事件及引起的移民潮、機場核心計劃、1990年代的中英爭坳以至主權移交前的歌舞昇平等。中英雙方亦在過渡期內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敏感問題：
[编辑] 移民潮
中英兩國達成協議，香港定於1997年交還中國，一些曾經在中國大陸經歷政治動盪的人開始有移民的打算。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使更多香港人對主權移交後的前景感到悲觀和恐懼，令香港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移民潮持續達五年以上，加拿大、澳洲和美國是當時不少港人移民的熱門之選。在移民的高峰期，一些像佛得角等小國也在雜誌上刊登廣告宣傳該國護照可供申請。也有外國領事在發出入境簽證時收受利益，干犯了貪污行為。
城市方面，不少港人移民選擇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定居，當中英屬哥倫比亞列治文市又有「小香港」之稱，其他熱門的城市有多倫多、悉尼、奧克蘭、新加坡等。在這段期間，香港有不少人才外流，及至主權移交前一兩年，一些移民回流香港。
[编辑] 居英權計劃
移民潮的出現，令港英政府需謀對策。1990年，英國政府宣佈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員及各行各業人士，包括最有能力及動機申請移民的人士。居英權持有人可隨時前往英國定居，而無需在英國居留數年以取得居留權（俗稱「坐移民監」），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國就讀公立中學。如此可令獲得居英權人士安心在香港生活，萬一香港出現問題，則可隨時前往英國，以減輕香港人才及資金的流失問題。但中方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亦對居英權不予承認，持有人仍被視為中國公民。
[编辑] 拆卸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對於中英雙方是特殊的地方，因為根據《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九龍寨城仍然是清朝的外飛地，會定期派官員駐守。抗日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放棄管理九龍寨城，港英政府沒有法律權力去管理，1949年的中國對該區亦力不從心，而香港警方也不敢插手管理九龍寨城的治安。於是九龍寨城成了所謂「三不管地帶」（即共和國、民國、和香港政府都不管）。1987年兩國共同決定拆毀寨城、遷徙居民。九龍寨城最終在1993年拆卸，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
[编辑] 清拆調景嶺
1949年國民政府遷播台灣後，香港政府將部份不願遷台的退役老兵安置於調景嶺寮屋區。早年其位置十分偏僻，自成一國。因此，調景嶺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當時每年10月10日都會慶祝雙十節、並掛起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並沒有故意干預這些活動，但隨着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以及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清拆。所有居民在政府賠償下遷徙至其他地區，當中大部份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
[编辑] 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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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北京發生六四事件。同年年底，港英政府為了穩定民心，推出“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劃包括在大嶼山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及青馬大橋等相關設施，共耗資超過1000億港元。當時的港督衛奕信宣佈此項計劃時，描述到計劃落成後的香港將會像“玫瑰園”一般美好，因此被傳媒稱為“玫瑰園計劃”。但由於此計劃耗費龐大，有在主權移交前耗費儲備之嫌而被中國政府質疑。最後由當時的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身到北京，與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工程才能繼續進行。
[编辑] 重要官員
[编辑] 英方成員
在中英談判期間，多位英方官員起著重要作用，包括英國駐華大使兼英方談判團長柯利達爵士，及接任的伊文思爵士。而港督尤德爵士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之一，他為香港前途問題盡心盡力，且在1986年12月任內期間，在訪問北京時突然逝世。而接任的港督衛奕信爵士，在中英談判期間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他對中國的熟悉及對中方的友好態度，同時亦成為影響後期香港施政的原因之一。
1991年，開始傳出英國有意撤換有「中國通」之稱的港督衛奕信。1992年元旦，英國政府宣佈衛奕信在任期完結前提前退休；1992年7月，曾為英國保守黨主席的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亦成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而出任港督，並打破了多項前任港督的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頒授的爵士勳銜及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而他擔任港督期間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他時常親自到各區巡視。他巡視中環時品嚐泰昌餅家的蛋撻、在灣仔喝涼茶，成為一時佳話。在發表施政報告後亦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並主持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
但彭定康的施政卻未受到中方歡迎，興建新機場的財務安排已惹來中方多番反對，最嚴重的分歧，是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方案中建議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漏洞，令彭定康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罵作「千古罪人」。這也導致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無法以「直通車」形式過渡1997年，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參見下段主權移交後新成立機構。
[编辑] 中方成員
中英談判期間中方的重要成員包括中方談判團長兼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根據曾參與談判的中方官員講述，談判中所有重要的決定，實際上是由鄧小平親自“拍板”。
[编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
董建華是香港已故船王董浩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曾於美國公司任職，後回到家族公司東方海外工作。彭定康上任港督後，他被委任為香港行政局成員之一。199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行政長官競選中，董建華擊敗了楊鐵樑、吳光正和李福善，順利當選，同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作為首任行政長官。
為保持香港在政權移交前後的穩定，中方同意讓港英政府主要官員順利過渡至特區政府，但部分名稱則有所更改，詳見政府部門條目。
香港特區政府首任司級官員如下：
[编辑] 主權移交
雖然中英雙方爭議不斷，但香港的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有理想的發展，市民開始以較樂觀的態度面對即將來臨的主權移交。香港股市在1997年初多次創出歷史高位。1997年4月，已卸任的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再度來港，主持青嶼幹線的啟用儀式。
[编辑] 港督府告別儀式
英方告別香港的活動是從1997年6月30日下午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別港督府開始的。下午4時30分 （香港時間，下同），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正式告別港督府，舉行了降旗儀式。香港總督旗在《Last Post》的號角聲中除除降下，隨後在警察樂隊和風笛隊演奏的《高地教堂》樂曲聲中，港督旗幟從皇家香港警察副官手中交予彭定康接受。隨後彭定康、夫人林穎彤及其三位女兒和隨行人員登上專車在港督府前的花園繞行三圈，寓意日後可以重臨香港。下午4時39分，港督彭定康所乘坐的專車在警察電單車的開路下，正式告別港督府。[3]
[编辑] 英方告別儀式
英方告別儀式在6月30日晚上6時15分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主禮嘉賓包括王儲查理斯王子、英國首相布莱尔、外相郭偉邦、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4]
告別儀式包括傳統的英軍日落告別儀式，港督彭定康發表臨別致詞，之後由王儲查理斯王子代表英女王致告別詞。其他節目包括名為《香港精神》的團體舞蹈、男高音莫華倫歌唱等表演，有超過2000名表演者參與。儀式舉行時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令嘉賓及表演者甚為狼狽，亦添上傷感。晚上7時45分，英國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風笛伴奏的樂曲《Sunset》中降下。
英國政府隨後在晚上9時15分舉行告別晚宴，邀請4000名貴賓參加。由英國外相郭偉邦及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向嘉賓為香港的未來祝酒。
6月30日午夜，工人在中環政府合署拆下以龍和獅為標記的香港徽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皇冠徽號和「ER」字樣。中區政府合署在主權移交後改稱政府總部。另外裝上港督府大門的英女皇的皇冠徽號和「ER」字樣亦同時拆除。
[编辑] 主權交接儀式
香港主權交接儀式在1997年6月30日深夜11時30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禮堂正式舉行，標誌着中國正式恢復對香港的管治。[5]大禮堂內放置中英兩國國旗及四支旗桿。中國方面由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李鵬、副總理錢其琛、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及國家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代表。英國方面則由王儲查理斯、首相布萊爾、外相郭偉邦、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及英軍參謀總長格思理代表。7月1日零時即將來臨之際，英國旗幟及英治香港旗在右面旗桿上徐徐降下，同時奏起英國國歌《天佑女王》，象徵香港英殖時代正式結束。零時過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在左面旗桿升起，並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儀式上，皇儲查理斯王子及江澤民先後致詞。[6]
政權交接儀式完成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內隨即進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儀式，行政長官董建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等先後宣誓就任。臨時立法會随即在会议展览中心舉行會議，通過一些重要法案。
英方主要官員並無出席特區政府官員宣誓儀式。彭定康與家人陪同王儲查理斯，在添馬艦與香港市民揮手告別，並登上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在英國軍艦漆咸號護送下離開香港。首相布萊爾及其他英國官員則乘飛機返回英國。
[编辑] 其他慶祝活動
香港特區政府及民間團體在主權移交後舉行多項慶祝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7月1日晚上在維多利亞港舉行的煙花匯演，吸引不少市民在維港兩岸欣賞。官方亦舉辦了如文藝晚會等活動，以慶祝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少活動以出沒於香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及香港市花洋紫荊為標誌。
[编辑] 主權移交前後新成立機構
- 臨時立法會：由於中方拒絕承認由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被指控以「三違反」方案產生的立法局，單方面取消代議政制「直通車」過渡1997年的安排。中方在1996年「另起爐灶」，經推選委員會選出60人成立「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以在政權移交後取代原有的立法局。英國管治時代的立法局在7月1日零時解散，未有進入臨立會的議員即時失去議員身份，當中部份在6月30日晚上在立法局大樓上向市民揮手道別。
- 臨立會在7月1日即時開會，除了訂立確認主權移交後的必要法例以外，並立即把多條由前立法局通過，被指為對特區政府施政不利的法例即時推翻。臨立會也恢復了極具爭議性的《公安條例》，規定超過指定人數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必須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後方可合法進行，被指剝奪集會自由、打壓言論自由、侵犯人權[1]。
- 駐港解放軍：1997年6月30日晚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沿海、陸、空三路正式進駐香港，軍車經過市區道路抵達各軍營，軍艦則在翌日早上從深圳媽灣碼頭經過維多利亞港等香港水域到達昂船洲海軍基地。解放軍以中環添馬艦作為駐港總部，並接收了原駐港英軍的各項軍事設施。[7][8]
-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3條的規定，香港的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香港政權移交後，中國外交部在香港成立特派員公署，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辦事處位於中環堅尼地道。
[编辑] 影響
主權移交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頁，對香港影響深遠。主權移交前部份香港人對中國大陸政權的恐懼帶來了移民潮，曾一度造成人才及資金外流；另一方面，主權移交加速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兩地在經濟及社會上的融合。香港政權移交也標誌著英國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最光輝的「日不落帝國」時代的終結。
主權移交也為香港本身帶來不少變化。1997年7月1日後，所有政府機構改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消失，但政權移交前的所有紙幣及硬幣至今仍然流通，大量市民曾經收集「女皇頭」硬幣而引起硬幣荒；郵票上則改印「中國香港」。所有政府機構及組織皆除去「皇家」的稱號，例如皇家香港警察及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只有皇家香港遊艇會保留原名。原香港總督的官邸港督府改名為禮賓府，但首任行政長官未有遷入。在法律文件中，本來用上「皇家」/「官方」（Crown）的地方，改稱「國家」（State）；被委位為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 的大律師，則改稱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法院名稱也作了一些改動，而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地位亦被加強。除此以外，幾乎全部以英國王室成員、政府官員或地方命名的香港地方、街道及建築物，例如：皇后大道﹑維多利亞港﹑彌敦道等，仍然保留舊有名稱，維多利亞公園亦依舊保留了維多利亞女王雕像。
一些與英國有關的假期，例如「英女王壽辰假期」被取消，新加上的假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或稱「回歸紀念日」）、佛誕節等。
首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大會上致詞以及首份施政報告上積極推動母語教學，大部份學校改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以廣東話授課，但英語仍然是中小學校的必修科，而大部份學校亦教授普通話。可是由於擔心以母語教學會使得香港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水平有所下降，這種做法遭到很多家長的反對。
香港在主權移交後一些地方也因《香港基本法》維持不變。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享有多方面的獨立地位，包括獨立的司法系統，繼續使用普通法，中文及英文同時是法定語言。在貿易上維持關稅獨立，跟世界各地有自由自主的貿易關係，並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管理线边界亦繼續維持，只是海界有小改動，並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必須申請才可進入香港。政權移交後，中国为香港另設特區護照，可於多國包括歐盟及日本等享有免簽證待遇，出入境程序較中國大陸和台灣居民簡單快捷。香港的道路沿用英國的左上右落即右軚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右上左落的左軚車，大陸與香港的車輛均需分別申請牌照才可使用對方道路。
在體育方面，香港仍可獨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體育賽事，包括奧運會等，由港協暨奧委會負責，亦擁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主權移交後香港亦脫離英聯邦的行列，在1997年之後便没有參加英聯邦運動會。现在则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
[编辑] 註釋及參考
- ^ 英国《卫报》“英国曾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 ^ 根據聯合國的原則，殖民地脫離宗主國後應該讓其自主獨立。中國政府要求將香港劃在殖民地以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避免香港出現獨立的可能。
- ^ Youtube——港督府告別儀式片段
- ^ Youtube——英方告別儀式片段
- ^ 1997年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片段
- ^ Youtube——升降旗片段
- ^ Youtube——解放軍進駐香港片段 (香港拍攝)
- ^ Youtube——解放軍進駐香港片段 (內地拍攝)
[编辑] 文獻
- 《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鍾士元，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年 -- ISBN 9629960192
- 《香港回歸大事記 1979-1997》，袁求實，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997年 -- ISBN 9620414365
- 《香港年報 1997》，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