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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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1987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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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16日—1989年6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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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男 |
| 異名： | (原名) 赵修业 |
| 政黨： |  中国共产党 |
| 籍貫： | 河南省滑县 |
| 出生： | 1919年10月17日 中国河南省滑縣 |
| 逝世： | 2005年1月17日 （85歲） 中国北京市 |
| 配偶： | 梁伯琪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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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中华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87年至1989年間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及於1980年至1987年間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其政治信仰、在中國政治上的地位以及在六四事件中的影響与角色目前还存有爭議。
目录 |
[编辑] 经历
趙為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人。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趙紫陽為老大，家中殷實，有糧田數十畝。趙中學時期改名為趙紫陽。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年6月在桑村完小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據說，趙在準備這次暴動時將自家的牲畜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還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快。1938年2月趙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加入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
趙紫陽曾於河南開封第一中學學習。先後擔任過中共滑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中共豫北地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1940年6月，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1945年8月後，任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1947年秋，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任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1949年3月，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1949年10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1年後，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在四川任職期間，他領導嘗試農村改革，成為後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是最早進行農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赵紫阳和万里曾经是省委书记中间鼎力支持邓小平瓦解农业公有制的干将，率先分田，因此受到邓小平的器重调中央工作，從1978年開始擔任中央重要職務。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6年的学潮之后，胡耀邦因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而被迫辞职。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将国务院总理一职交由李鹏代理。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紫阳为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
趙紫陽先後是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第十二、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1989年，因六四事件，趙紫陽被撤銷所有黨內職務，並對其進行人身限制，從此退出中國的政壇。
2005年1月17日七時零一分，赵紫阳因呼吸系統及心血管疾病於北京去世，享年85岁。
[编辑] 八九民運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 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1]：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编辑] 晚年處境
天安门清场以后，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仅保留中國共產黨党籍；同年6月30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决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
针对李鹏的报告（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發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 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部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趙紫陽一直是中國國內官方報道中忌諱的話題，網上的搜索引擎、社区、聊天軟件亦以此為「關鍵字」處理；但赵近況始终是欧美等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軟禁在家[3]，赵住宅一直有人俯視在小巷牆上和門前的公安站崗。但在后期官方对其行动的管制明显放松，如偶爾打高爾夫球，甚至被允许在中国内陆省份旅行，但是被禁止进入容易被国际媒体曝光的沿海地区，至2003年停止打高球的習慣；每年6月總有國際媒體傳出趙去世的消息，但最後皆證實誤傳，2005年1月6日的病發住院曾被香港《東方日報》以頭版大篇幅誤報為逝世消息。
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顿訪問中國時，当时趙紫陽向外界發表聲明，敦促政府重新評價六四，认为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4]。
[编辑] 家庭成员
趙紫陽的夫人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長時間住院之後，於2005秋天回到家裡休養。家人亦不敢告訴她趙紫陽的死訊。趙與梁誕下五名子女：
- 長子趙大軍
- 次子趙二軍
- 三子赵三军（早夭）
- 四子赵四军 妻：任克英
- 女儿赵亮，后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種問題，改名王雁南。
- 幼子趙五軍
[编辑] 逝世與各方面的反應
雖然官方指趙紫陽的離世很突然，但其實在2005年1月已多次傳出趙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這些消息都被中國官方否認。1月17日新華社新聞稿稱：「趙紫陽同志因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駐北京傳媒發短訊稱：趙紫陽在當天7時01分安詳地離世；當時家人都在身旁，並為他祈禱；又形容其父終獲自由。
赵紫阳儿女们的挽联为[5]：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编辑] 官方反應
趙紫陽一名兒子還說，國家領導人來過醫院致意，但當時不方便透露是誰。外電引述消息指出是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另《明報月刊》2005年2月號的《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一文中透露，曾慶紅於1月17日凌晨五时多曾來病房探望，同行還有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而《明報月刊》2005年6月號專文亦透露田紀雲在2004年間三度前來探望趙紫陽，最後的一次探望為1月5日晚上八時，並刊登探訪時合照。
趙紫陽去世後其喪葬處理問題受到關注，因為這將直接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評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將在與家屬討論後安排舉行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但就以已經改革領導人喪葬流程為由表示將不會舉行官方正式的追悼會。
告別式於2005年1月29日上午9時（北京時間）在八寶山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新華社新聞稿中沒有職銜）參加追悼會，從而提高追悼會規格。趙遺體被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家屬表示，趙紫陽的骨灰將置家中，而不會葬在八寶山公墓第一陳列室。新華社也為此發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長的新聞，除提到賈慶林出席追悼會外，也證實曾慶紅曾經在趙紫陽臨終前看望過他。
同時，中國當局嚴格控制趙逝世產生的影響，限制消息的傳播與討論，打壓民間的悼念活動。除新華社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報道，有限的報紙媒進行轉發，中央電視台在当日对趙的逝世新聞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6][7][8]
[编辑] 内地民间反应
中国国内的民众对赵逝世大多是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网络上赵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但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官方的告別式並不公開給公眾參與，但墓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平民。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後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
據2006年1月8日美國之音報道，趙紫陽逝世週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
[编辑]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時，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為首的100人，首先於中聯辦門口路祭趙紫陽。[來源請求]下午1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近50人亦到達中聯辦。
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提議在立法會為趙紫陽默哀，但被主席范徐麗泰以「立法會歷年來只曾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決。她指趙紫陽「並非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政治家」，「不能與鄧公相提並論」，拒絕梁的申請。翌日立法會開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李卓人提出「全體議員為趙紫陽先生默哀1分鐘」，24名泛民主派議員不理會前日裁決，站立默哀1分鐘。范指李行為不檢點宣佈暫停會議。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聯盟 、自由黨 、泛聯盟和非民主派的獨立議員共27名集體杯葛會議，結果立法會首次因有議員集體「蓄意缺席」而「流會」。其後記者會中，自由黨的田北俊和民建聯的曾鈺成皆否認杯葛是政治考慮或與「默哀」有關，而是因為有議員連番違反議事規則及主席裁決，令今屆立法會會議經常中斷。民主派則指堅持默哀乃「良心呼喚」，並願為良心和行為負責。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碼頭，邀請市民簽署悼念冊。同晚，香港支聯會舉辦在中國國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間追悼會。主辦方称有一萬五千人參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萬人參加。明報報道參加者坐滿三個維多利亞公園硬地足球場。
[编辑] 西方报道
当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体均以大量篇幅报道“伊拉克战争后的首次民主选举”，而对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则仅一笔带过。
[编辑]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包括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常委在2005年联合要求中央政府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來源請求]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
[编辑] 對趙紫陽的評價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编辑] 其他人的评价
[编辑] 关于改革开放
在1980年至1989年任職期間，趙紫陽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外界对赵紫阳的评价也存在着两个方向的观点。
一些研究者認為，鄧小平關於沿海地區的發展、農業、價格改革、工業改革等部分實踐，部分來自於趙紫陽的想法；赵紫阳可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实施者之一。
第一个提出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是万里，有人认为作为实施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的赵紫阳掌权后却故意不宣传万里的贡献，他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惹人非议。有人认为[來源請求]：赵所主张的把乡镇企业机制引入到国营企业当中去，造成（今天所称的）私企“原罪”范围扩大；赵大力推行的“承包进城，一包就灵”也于90年代被认为承包者短视效应过大而被停止用于国企改革；而且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没有胡耀邦的彻底。有人认为[來源請求]：80年代价格双轨制的实施成为以太子党为主的官僚买办阶层（当时称为“官倒”）形成的起源，赵本人的子女也深陷其中难脱干系，这也是六四初期学潮的矛盾所指。1988年的价格改革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百姓抢购成风、对政府充满不信任感，则是89年危机的深刻的社会背景。
另一方面，赵所提倡的股份制改革则于90年代得到承认和进一步实施，并巩固下来。
赵主政期间开始公开倡导政治体制上改革，“党政分开”使得各级党委和政府分建成两套管理机构，这种情况延续至今。1987、198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一度民主气息浓烈。但是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和风气在89年之后被彻底根除，政治方面的改革基本停止。
[编辑] 关于1989年民運及六四天安門事件
有人認為趙紫陽要對六四事件負責，原因在於：虽然赵紫阳对扩大改革开放有很大的贡献，但也正是他提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放任贪污横行，打擊貪污不力，趙紫陽而他的多個兒子亦涉嫌在父親包庇之下得到好處[來源請求]，而這這正是八九學運早期的矛頭所指，学生运动一开始也主要是针对邓小平和他的，特别是邓和赵二人皆纵容子女从事官倒一事，当时有民谣：“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9]，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他试图利用学生运动，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将学生运动矛头引向邓小平，因此激化了矛盾，所以他的下台并非是因为同情学生，实际是中央的权力斗争。
但很多人支持赵在六四事件上的做法。是赵紫阳力主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并主张对话，针对学生的官倒诉求，他甚至提出公开领导人的家庭收入，可以从他开始，但这一主张遭到其它领导层的抵制。显然，以“民主与法制”方式来解决可能更有利于中国向良性方向发展，从而避免流血。他同情学生的诉求，并到现场劝说学生，赢得学生们的尊敬。
即使是在对六四事件的处理上，对赵紫阳所采取的行为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赵紫阳独排众议反对镇压避免流血，因此显然比强硬派更加人道开明，并在1989年之后的十六年中始终倔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赢得很多人的尊敬。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六四事件到后期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有外国敌对势力暗中煽动的群众性暴动，赵紫阳并没有看到事件可能导致中国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的危险，因此采取的立场过度软弱。
[编辑]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赞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形容趙紫陽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則說，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
[编辑] 參見
[编辑] 参考文献
- ^ 趙紫陽5.19廣場講話，其內容摘自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第519至521頁，並附有該段講話錄音。
- ^ 赵紫阳六四事件自辩书（全文） 1989年6月22日
-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宗凤鸣
- ^ 从赵紫阳重新评价“6．4”的信函谈起
- ^ 临终之前的赵紫阳
- ^ 中国官民对赵紫阳逝世的反应
- ^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病逝
- ^ 赵紫阳出殡纪实
- ^ 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群众怀疑其中有借残疾人的名义为个人谋私的情况。后来邓小平下令清查，公布的清查结果说是康华没有大的问题。邓小平还是下令把康华解散了。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有此一说，1988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引：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 《趙紫陽傳》趙蔚 著，1989年12月第一版，ISBN 9627281042
- 《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國光，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年7月，ISBN 962-8274-05-8
- 《我的人生兼與趙紫陽談話的回憶錄：理想‧信念‧追求》，周成啟 著，環球實業，ISBN 988-97634-4-3
- 《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陳一諮、嚴家祺，明鏡出版社 2005年2月，ISBN 1-932138-24-2
-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 著，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版，ISBN 962-675-803-1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开放出版社 2007年5月 ISBN 978-962-7934219
[编辑] 外部链接
- BBC中文網——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生平
- 何新《论胡赵》─（明報1989年11月27日）
- CNN:Purged Chinese leader dies
- 赵紫阳同志生平
- 赵紫阳图书馆
- IFEX: Media Barred from Covering Zhao's Death
- 评论-赵紫阳之死
| 前任： 胡耀邦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7年11月—1989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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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华国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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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 谭启龙 |
| 四川省省长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
繼任： 鲁大东 |
|
| 前任： 丁盛 |
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书记 1974年4月—1975年10月 |
繼任： 韦国清 |
| 廣東省省长 1974年4月—1975年10月 |
||
| 前任： 陶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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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 刘兴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