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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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開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條戰略決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這個決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变了中國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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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1970年代末期，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但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發展遲滯不前的甚至有严重倒退的中國經濟依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力控制一個具有7億消費群的國家經濟，導致人民對現有生活的狀況日漸不滿。1978年，鄧小平第三度上臺，開始推行由周恩來最早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嘗試對當時國内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試圖將中國的经济体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到市場經濟上。
[编辑] 對内改革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 對國内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 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糧食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 工農業生產與商品經營均為強制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個人不得持有私有財產，一切勞動成就都會被均分，這導致生產者沒有興趣擴大生產，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只知道依靠“大鍋飯”過生活，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動力。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黨内的開明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深柢固的形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改變生產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取得了率先突破，並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内推行改革。
[编辑] 農村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坏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更多的是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庄、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于其他地區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渐深入，農村的發展开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從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有關農業的更多發展問題，請參閱三農問題
[编辑] 城市改革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着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内，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着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在當時中國政府受到了極大衝擊。中國政府轉而以國家權力轉變人民的意識形態，將馬克思主義與市場經濟理論巧妙的結合在一起，緩解了工人的情緒。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大量安排紅帽子工程來減少失業人口。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進展並沒有預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抛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内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學生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内混亂的思想、經濟。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于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緩，黨内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退出中國政壇的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十餘年間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臺階。
[编辑] 對外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源自于毛澤東“内無内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1年后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经验，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图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作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内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后，中國政府將海南島单独设省后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内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后設立對外開放區。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编辑] 影響及意義
改革開放為中國所帶來的，超出了1978年幾乎每一位政治家的預想。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内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从1978年至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4億餘人生活在溫飽綫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強大經濟体，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中國的經濟結構也隨著改革開放而巨變：大量的非公有制成分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而非公有制所佔的比例還在進一步攀升。國有制經濟開始逐漸轉型，令更多的資本能夠流入市場。經濟規劃方針放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逐步引入市場經濟的理念。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不認同共產主義已不再被政府所打壓，言論自由也在客觀上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緩步開放，因而更多的人願意去追求物質文化帶來的愉悅。
現在的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作為既定國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一。
然而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外来思想，也在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很多人認為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國共產黨背棄了馬列主義的基本信條，中國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具有某种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並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地區生產再度陷入瓶頸，城市與農村、中國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的貧富分化逐年加深。中國社會的犯罪率和重大貪污事件也在改革開放后不斷上升。放棄崇拜共產主義的人轉而尋求精神上的替代補充，令氣功、修法等一些未經科學證實的活動逐漸被人們所接受。這些不穩定因素令中國的社會充滿了挑戰，樂觀的分析認為改革開放會令這些因素最終減小，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將不再遙不可及；而悲觀的預測則是认为進一步開放的中國將會被這一系列的社會矛盾所擊倒，令中國的政局崩潰。不過對於中國而言，政治經驗的不足令執政者們也無法準確的預料中國政局的發展，因而採取在經濟上開放，思想上保守的方式，帶領着中國前進。
[编辑] 改革開放經濟數字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05年，中國大陸經濟總量增長了11倍，按年度平均匯率折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由2153億美元增加到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707美元，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4200億美元，到2006年11月，中國外匯儲備約1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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