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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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是zh-hans:;zh-hant:古今中外唯一半文盲政府副总理zh-hans:;zh-hant:[來源請求]。他能成为中国副总理（负责农业），应该是毛泽东为标榜中国是个劳动者的国家，也是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的表现。
陈永贵出身贫农，6岁时随父迁居大寨，不久其父自缢身亡，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
陈永贵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的智商不低。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陈自小性格外向胆大，能说会道。1942年日本人强迫村民建立维持会以压制共产党游击队活动，而中共游击队的政策是“反维持”。这个没人敢当的位子，只能有陈永贵担当，他象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一方面巧妙地“糊弄着狗日(本人)的别杀人”， 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幹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日本人将他关进了“留置场”一年，几乎丢了性命。出来后便辞了职。[1]
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因为没有民愤，最后定为“一般历史问题”。
陈永贵真正崛起是在土改运动中，他以毫不妥协的“受压迫者”身份带领大寨的贫雇农分掉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因此在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被石山包围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夺权，周恩来接见陈永贵时授意“你们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嘛”。于是陈永贵同已经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等人组织自己的造反组织，名为“晋中野战军”，为夺取山西政权同另一派“总司派”展开大规模武斗。1969年，陈永贵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中央政治领导层。
1972年，时任山西一把手的军队代表谢振华，利用周恩来主导的反对左倾的运动，要求将核算权从大队降到生产队(比较实际的政策)，陈永贵坚决反对，坚持在昔阳县反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谢振华被调离山西。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上，为了弥补林彪等人倒台后遗留的空缺，陈永贵等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永贵的上升，是毛泽东要实现中国是工人农民的国家“乌脱邦”的结果。和陈永贵的上升一起上升的还有工人吴桂贤，孙健。而王洪文几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至少的表面原因是王洪文出身农民，当兵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当工人：一身“工农兵”具全。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陈永贵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兼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兼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兼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兼大寨党支部委员。当时副总理的工资为每月400多元，并且无论在哪里视察，都得按照规定自缴饭费和粮票。陈永贵不领工资，只挣在大寨的工分，无法承担伙食费，所以政府另行补助他每月120元“生活补贴”。
他没有文化，不能很好地应对政府工作，因此请求在工作期间以1/3时间到全国调查、1/3时间回大寨务农、剩余1/3时间留在中央工作，受到毛泽东的批准和肯定。
他负责中国农业，但没有建树。他在调查期间，被认为以自己的经验为准。如到甘肃看到到处是黄土，就批评甘肃的农业（甘肃和大寨不同，黄土高原有的是土但缺乏水）。有人认为这说明他只以自己的经验看问题。他又实行“左”的路线，他在全国实行“革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生产核算权放在大队一级，等。改革开放后，他的路线都被取消。
文革中，对个干部的历史清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后，他开始很紧张，准备接受审查，但是毛泽东命令不得追查。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对新政策抵触，拒不在大寨下放自留地，不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于1980年9月被迫辞职。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他极力反对改革开放，批评邓小平为四人帮辩护。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大寨人将他视为当地的英雄。实行新政策后，大寨人仍然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陈永贵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全部放弃，充份发挥市场经济。2004年，只有200多户人家的大寨村总产值已经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