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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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巴特 （Karl Barth） 生於1886年5月10日，逝於1968年12月10日，是一位瑞士籍新教神學家，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人物之一。John Bowden描述他是一位預言家、教授、政治家和神學領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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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年表(略)
- 1886年 - 誕生於瑞士巴塞爾州的一個傳統的新教家庭中，巴特的童年時期在該國的伯爾尼州渡過。(巴特的父親、祖父跟外祖父都是改革宗的牧師，父親弗利茨·巴特是神學博士)
- 1909-1921年 - 巴特自1909年起任職於一間位於日內瓦鄉間的歸正宗教會的助理牧師職，1911年改至瑞士阿尔高州一個名叫沙芳韋（Safenwil）的教區擔任一間德語教會的牧師，至1921成為大學教授以前，巴特都在該教會服務。在這期間，巴特重新領受聖經的話語真義，而在上帝之道的傳講上有了新的啟示和感動。當中關鍵的是1919年巴特因《羅馬書釋義》一書的發表而聲名大噪
- 1921-1925年 - 受聘於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
- 1925-1930年 - 受聘為德國威斯特法倫威廉海姆大學教授
- 1930-1935年 - 受聘為德國波恩大學教授
- 1935-1962年 - 1935年巴特因為反對納粹德國而被波恩大學解職，同年離開德國，回到曾經是父親求學與任教的瑞士巴賽爾大學教書，直到1962年退休
- 1935-1967年 - 陸續出版《教會教義學》的前四卷
- 1968年 - 12月10日留下《教會教義學》第四卷第四部的一些未完殘稿並來不及撰寫的第五卷辭世
[编辑] 生平與經歷
[编辑] 起先是位自由主義神學者
在德國求學期間，巴特深受自由主義神學家威爾漢·赫爾曼的影響，這一時期巴特受其影響而深著迷於伊曼努爾·康德的知識論跟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的開明神學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看見素來尊敬的幾位神學家發表好戰言論，遂反思這些年間在德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神學(另一個說法是1912年巴特的父親過世時曾勸告巴特要「愛上帝，不要愛科學！」)。有說法這段時期的巴特轉向社會主義，無論如何這段時期內巴特確實表現出對於社會主義的同情，但究竟巴特在此一時期中有沒有成為一個嚴肅的社會主義者？──這點在研究者當中並沒有獲得一致的看法。
[编辑] 牧會初期的情況
巴特早期牧會所在的沙芳韋是個典型農業輕型為工業的鄉村社會，居民有1625人，其中1487人是基督徒。居民中有587人受雇於一家針織廠。巴特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成為社會主義運動者，積極為當地的工人爭取合理的工資，並且教育他們被剝削的情況。他並發表了一些相關人權與公民責任及宗教與社會等文章，認為教會長期以來的失策就是沒有努力處理社會需要。他指出耶穌是貧窮人的幫助者。1915年巴特加入瑞士社會民主黨，使當時的沙芳韋的工人稱他是「同志牧師」，在當時的牧者而言，是極少數的作法。
[编辑] 回到正統神學的基調
巴特重回到正統神學的傳統多少是受到下列一些人或思想運動的影響。如巴特致力於宗教社會運動期間所認識的赫曼·柯特，還有對其產生影響的聖經現實主義運動(Biblical Realism movement)當中所知道的克里斯多福·布魯哈德。還有一股來自於哲學懷疑論的衝擊，其來源是德國的教會史學家弗朗茨·奧弗貝克 ──這位奧弗貝克同時也是巴特的父親在大學時期的老師並且是一位路德主義者。但一般認為最關鍵的原因仍是是巴特在德國跟隨的幾位自由主義神學家們幾乎都支持祖國發動一次世界大戰。巴特深信，他的老師們理解上帝的方式是錯誤的。
巴特認定上帝的話是聖經的中心，1916年開始寫《羅馬書註釋》，1918年初稿完成，卻找不到出版商願意出版，只印了一千本。但此書一出版卻造成歐洲神學界震撼，巴特就開始出名了。他自己對這段轉變比喻為跌落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沒想到在黑暗中找到了拉鐘的繩索，一拉就把鐘敲響了，而驚醒了鎮上的人。[2]
1919年出版的《羅馬書釋義》一書當中，巴特強調上帝乃是經耶穌與十字架所揭示的真理，並透過「十字架事件」向整個世界的文明與非真神信仰的宗教做出的一次嚴正挑戰，人類應該要接受上帝的挑戰，因為造物主並非默然不語的某一位，而是已經透過「十字架事件」向世人說話了的「那」一位。
後來學者們就以《羅馬書註釋》出版的年代1919年定為十九世紀神學的結束，也是二十世紀神學的開始。[3] 巴特成為近代神學之父，又稱其神學思潮為新正統主義，強調神的超越性、貶抑自由派神學的思潮。
[编辑] 以新正統神學為旗幟
接著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年間，巴特聯結了其他的一些歐洲神學家，這票神學家們主張雖然並非完全相同，但是共同都反對自由主義神學。這些神學家便是後來產生很大影響力的「新正統神學運動」(Neo-orthodoxy movement)成員，其包括：魯道夫·布爾特曼、艾米爾·布魯內爾、特尼森（Eduard Thurneysen）與戈亞亭（Friedrich Gogarten）....等人。
[编辑] 反對納粹德國的國教運動
1934年，隨著德國新教的教會界逐漸接受納粹德國已經成立的事實，巴特承担了起草《巴門宣言》(英文為the Barmen declaration；德文為 die Barmer Erklärung)重任，其內容為139名神學家在巴门市（Barmen）召开会议，聯名反對納粹德國由1933至1934年止建立的德國基督教(German Christianity)，並稱其為異端，已經明顯背離了福音跟信仰，是將信仰的對象由上帝轉向了國族主義與阿道夫·希特勒。巴特甚至将宣言寄给了希特勒本人。这份宣言宣告了德国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的成立，巴特被选为理事会成员。随后，他因拒绝向希特勒宣誓，被迫辞去波恩大学教授的职务，回到了自己瑞士老家。后来認信教會受到了纳粹的迫害。
後來，巴特能夠在德國教會界乃至歐洲哲學界成為一個重要的人物也與其曾經在納粹時代展現出的道德勇氣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以後，巴特的言論越來越成為那些懺悔德國犯行者及那些渴望重修德國教會與世界教會關係者所重視。在伊旺德(Hans-Joachim Iwand)的召集下，巴特於1947年撰寫了《達木斯特聲明》（the Darmstadt Statement）其內容是更具體的闡述了1945年《司徒加特宣言》的看法：德國人在縱容「納粹德國」與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事上有無可逃避的責任。在聲明中，他強調了德國教會是甘心樂意地投入「反社會主義者」與保守勢力的陣營中的，此舉的結果便是導致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掘起。在冷戰的那段時間裡，這篇有爭議的聲名被西方的「反社會主義者」所排斥，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德國再建軍主張」(re-militarization)的支持者就認為該聲明只算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特殊產物。此外，又有來自東德的反駁者認為巴特並未能清楚地認識到共產主義對現代社會代來的危機。在整個1950年代中，巴特對於「和平運動」表示同情，並持續反對德國的重新武裝。
[编辑] 晚年的生涯
巴特於1962年造訪美國，並在芝加哥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神學系所發表演說。同年他獲邀以來賓身份參加第二次梵蒂岡議 ，但因病不能赴會。在巴特的後半生其主要是在撰寫這一本大書：《教會教義學》(英文：Church Dogmatics／德文：Kirchliche Dogmatik)，直至巴特逝世為止已撰寫六百萬餘字，巴特在此書中意欲探究基督教教義之全貌，照新正統神學的看法，這便是一次充滿著挑戰性的大膽「再詮釋」行動，就巴特畢生的學說觀之，這種嘗試無一例外是在付諸實行以前就註定失敗的了。巴特知其不可而為之地撰寫《教會教義學》的舉動正是其一直被認為是辯證神學代表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编辑] 神學思想
巴特的神學思想可分成為三期：
- 第一期 1919-1930年，對抗自由神學時期，著作《羅馬書註釋》；
- 第二期 1930-1950年，對抗士來馬赫時期，著作《教會教義學》；
- 第三期 1950-1968年，強調上帝的人性，著作《上帝的人性》。[4]
[编辑] 巴特神學思想的要點
- 神學觀－他認為神學的任務是要分析及傳揚上帝的話。
- 啟示觀－他反對自然啟示，認為啟示來自耶穌基督降臨，使人認識上帝。
- 聖經觀－他主張聖經能成為上帝的話。
- 上帝論－上帝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一切存在的基源和目標。
- 基督論－耶穌基督為上帝之道成肉身。
- 教會論－教會的工作乃是福音的工作，要努力參與傳福音的事工。
- 末世觀－他認為當某事與永恆的價值產生關係時，就是末世論的一項科目了。[5]
[编辑] 「上帝之道」聖經觀
整個巴特神學中，上帝找世人的思想始終沒有改變。並認為宗教和信仰是不同的兩件事。宗教是人在尋找上帝，找到合乎自己的神。因位上帝是真神、活神，聖經是「過去的啟示紀錄，也是未來的啟示應許。」上帝的話都是在特定時機向特定人說出。巴特指出，以「人」為出發點是不可能認識上帝的，因為上帝不等於人一切優點的總和，人即使盡力行善，仍然是無用的僕人，需要上帝赦罪之恩典。[6]
巴特的聖經觀，在「道」的神學上闡明是其切入點，從他所寫的《教會教義學》卷一，其中所論述的「道」有三種形式－宣講的道、成文的道、啟示的道。
- 1. 啟示的道－耶穌基督：
巴特說：「其實，啟示和耶穌基督的位格及祂所完成的復和聖工並無二致。啟示就是『道成肉身』」。巴特認為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啟示，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祂所說的話就是上帝的啟示，上帝也藉著耶穌基督向人們說話。從耶穌的言行，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和本性，了解上帝的拯救人的計劃。
- 2. 成文的道－聖經：
巴特說：「聖經之所以能夠成為上帝的話，完全是因為上帝允許，並且願意透過它來發言。…『聖經是上帝的話』這一個命題是一種認信。…〔當然不是宣告〕人已經領悟了聖經，而是人被聖經所掌握了。聖經就因為這整個〔啟示的〕事件而成為上帝的話。「聖經是上帝的話」這一個命題中，那個微不足道的「是」字所要表達的是，它(聖經)的存有(being)是在啟示的行動(becoming)中被確立的。〔換言之〕，不是因為我們相信它，它才有資格作上帝的話，而是由於它啟示我們應當如此地確信。 」
聖經是上帝啟示的話語，描寫上帝的創造、救贖的偉大計劃。使我們明白上帝的愛和憐憫，藉著耶穌基督拯救人們，脫離罪和死亡的權勢，得以與神和好，恢復與神溝通的奧祕。聖經記載著上帝的掌權和末世審判的結局，是一本上帝所默示完備的成文之道。藉著聖經可以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並且應教導兒女們，傳承下去神的道。
- 3. 宣講的道－講道或宣道：
巴特認為「道」的第三種形式，是基督徒的講道或宣道，這不單是指主日傳道人的講道，而是指所有的聖經真理教導，個人生命的見證分享，兒童主日學或福音聚會等方式，這些方式都是今日上帝向人說話的型態。巴特也認為只要滿足四個條件，基督徒的宣講和見證，就是有效的：一是以上帝的旨意為基礎。二是全心倚靠上帝，而不是倚靠人的力量。三是以最謙卑和禱告的心傳講。四是能過聖經的檢驗。
巴特認為「上帝之道」的三種形式，有相互緊密的關係：「唯有從教會的講道中所採用的聖經，我們才能認識啟示的道。只有藉著『讓宣講變成可能』的啟示，我們才能認識成文的道。也唯有經由認識聖經所見証的啟示，我們才能認識宣講的道。 」 [7]
巴特對後世的影響是，因著他所經歷的翻轉造成了神學的逆轉。從聖經中得著上帝的啟示，反轉了自由神學的人本理性主義思想，轉向以上帝為一切的啟示、尊崇上帝，逆轉了當時神學的思潮。[8]
[编辑] 主要著作書目
- 《羅馬書釋義》第一版，1919年
- 《羅馬書釋義》第二版，1922年 (第二版有重大修改)
- 《上帝之言與神學》(Das Wort Gottes und die Theologie) ,1924年
- 《腓立比書通義》，1927年
- 《教會教義學發凡：上帝之言》(Prolegomena zur christlich Dogmatil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1928年
- 《神學與教會》(Die Theologie und die Kirche)，1928年
- 《信以致知──安瑟倫關於上帝存在的證明》(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Anselms Beweis der Existenz Gottes)，1931
- 《當今神學的實存》(Theologische Ezistenz heute) ，1933年
- 《斷乎不可！──答布魯納爾》(Nein! Antwort am Emil Brunner) ，1934年
- 《瑞士之聲》(Eine Schweizer Stimme) ，1945年
- 《十九世紀基督教神學史》，1947年
- 《我所認識的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 Ein Versuxh, ihn zu verstehen) ，1952年
- 《基督與亞當》(Christus und Adam)，1952年
- 《反潮流──戰後短言論集1946-1952》，1954年
- 《莫扎特》(W. A. Mozart)，1956年
- 《神學問答》(Theotogische Fragen und Antworten)，1957年
- 《致民主德國牧師們》(Brief an einem P farrer in der DDR)，1958年
- 《福音神學入門》(Einfuhrung in die evangelische Theologie)，1962年
[编辑] 內部聯結
- 新正統神學運動
- 巴特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