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域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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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域歧視，本文描述中國大陸部分民众以及媒体對河南省及其居民的社会刻板印象或歧视性态度。
[编辑] 河南地域歧视的原因
由于省域作为集权制中央政府行政区划的地理单元而非独立完备的文化、政治等功能性实体，以此为单位或尺度的认识以及推论在地理、统计以及相关范畴以外并不具备严格、客观的价值。与其他“歧视”现象一样，以偏概全、“区别对待”的逻辑基础同样不堪一提。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存在之对语言对语词的依赖，人类概念化的认知形式、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等等被不当使用时可能引发的混乱观念和错误认识使得由此产生的这一既存定势在一段时期内难以彻底拔除。现实和有价值的问题是该现象所以生发的背景因素和前提条件，以及社会对该现象的调节控制能力。有论者分析有关现象的原因，综述如下：
- 历史上中原地区饱受天灾人祸[1]，自晋代八王之乱以来，向来为移民主要输出地，代表性的移民群体包括客家人[2]。其中大规模的灾民常常对移居地造成文化习俗上的冲击乃至经济政治上的压力，典型的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遭受严重持续的蝗旱涝灾[3][4][5][6]，同时由于当时战乱期间人为炸毁黄河郑州花园口段河堤[7][8]，致使附近中原官话区大规模难民流离失所[9]，并向西北地区或他处移民[10]。 据推断，针对该地域持续、规模性的偏见大约始于这些地区[11]与这一时期。根据学者朱学勤的亲历和见证[12]，在互联网兴起以前既存在有对该地域无端的歧视性潜流；另据学者周振鹤的述评[13]，明、清及至民国时期，并未见有对该地区的系统性偏见[14]；而明代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王士性则认为，这一地域“俗淳厚质直”[15]。
- 高耀洁医生率先披露该省局部地区大规模严重的由政府卫生部门制售贩卖血制品牟利导致的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现象[16]，高耀洁等后来揭露此问题在大陆绝大多数省区普遍存在[17][18][19][20][21][22]。新型大众传媒专门针对该地域此类现象以及相关议题的挖掘，整理并炒作、对“原阳大米”事件的不问究理和选择性关注态度[23]、未有事实依据的“集体行讨”报道[24]、“苏丹红”事件前期的轻率结论[25]；民间传播而未能证实[26]或未能证实为该地区患病农民所为[27]的“艾滋西瓜”、“艾滋针”传言；涉嫌商业竞争而捏造的“有毒面粉”纠纷[28]、域外冒名的商业造假风波[29]等等系列恶性事件和不当行为使得该地域作为抽象概念与具体形象在大众认知、心理中被广泛、深远地误导和传播。
- 该现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无关系，更与现行制度下地区间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有关——该省长期被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为“确保农业基础”，开放程度在中部六省最低，2006年末的数据显示相关开放指数仅为2%[30]，远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同样，该省人口基数居全国之首，而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人均资源占有较少、高等教育落后[31]、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多而中产阶层和文化阶层比例相对较小。
- 相关现象暴露和折射出大陆体制和社会存在的严重腐败、普遍造假现象以及媒体的功利媚俗心态，同时反映出普通民众对政府对社会作为强大政治对象强烈不满又无能为力转而发泄怨恨于特定目标的敌视情绪，以及对官方垄断话语权和传统宣传资源的强力反抗，这也致使出自政府间刻意的“形象改善工程”几无建树。
- 传统社会所依赖和仰仗的集团与宗派意识根深蒂固，这种意识倾向于以内部的血缘、宗族关系和外部的社会、政治身份甚至是某些偶然的群体属性来认识和标签人的本质。古有“九族”、“诛连”之理，当代大陆的身份政治更是变本加厉，“新中国”以后来自官方的各种“身份歧视”层出不穷[32]。另外由于官方长期推行意识形态化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而“教育”本身培养人的认识能力与批判精神的功能严重缺失，造成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沙文主义”以及歌功颂德、而将“非我”“他者化”乃至“妖魔化”的集体无意识，凡此种种强化甚至造就了地域歧视所依赖的心理基础与社会环境。
- 相应地，民众心智不成熟，缺乏现代化社会以为基础的“公民”意识，而地域意识与地域歧视正是传统“私民社会”[33]和小农意识的反映和结果。类似地，“南人”、“北人”之争在历史上在现实里同样源远流长绵延不绝。鉴于此类偏见也在不少中、高等教育人群中附和与散播，有分析认为大陆教育缺乏培养民众尊重他人、言行负责、独立思考、理性辨识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 中国尚缺乏成熟社会应有的反歧视教育、立法和体系。
- 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政治学家J.Q.威尔逊的破窗效应理论等可以为该现象做解。这一现象同时也为研究大众传播和歧视现象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关注[34][35]。
[编辑] 消除對河南地域歧視
针对种种不客观、非理智的言行，该省媒体以及各界人士曾经力图分析、澄清乃至诉诸法律，如赵新兵等编写了《河南人惹谁了》一书、河南律师起诉深圳警方歧视性标语并最终被调解撤诉[36]等等。近年地方政府部门也在著力提升该省的整体形象，曾经启动了一些“形象优化工程”，然而同样少有改观[來源請求]。
“对河南人的荒谬的地域歧视，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37][38]。分析者们普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39][40][41]与社会“法治”精神的健全[42][43][44]。而就大陆目前的管理体制和文化现状，该现象几乎不可能单独地被人为改善。例如，“地域歧视案”由于受到被告方的派出所所归属的政府部门的干预而最终被“调解”撤诉，使得希望藉由此案推动法治进步的学者们希望落空[45]。
一般认为，随着歧视主体以及随之的新闻媒体注意力和兴趣有可能自然而然的衰退，这一现象或会有限程度地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