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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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意指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即前所未有。该词在文革前多与“成就”“发展”“建设”“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巨大步伐”等词组合。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组成一个固定词组，始于1966年6月[1]。
结合当时虚张声势、夸饰的修辞风格看，这样的副词使用并不显得特别突兀；但它却决非可有可无。当中共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手相继为它签发出生证明时，就有些意味深长了。一夜之间，它立即成为了修辞学的最新时尚，被当时的人们狂热地追捧、习用。
这个副词的爆发式流行是与文革同时来到人们面前的。[2]虽然没有明言，但它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和联想，从现在起，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就像上帝创世纪的横空出世那样，在观念上，人们被要求摆脱所有束缚，重新评估一切价值、重新建立一切关系。在那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瞬间，人们只有惊愕。他们被要求，自己的认识、思想、想象，要敢于打破一切框框，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使是共和国建政以来的现实，也容纳不了这个充满新事物、新秩序的新世界。
人们甚至对这个新世界的样式、规则一无所知，清楚它的只有全能的伟大领袖。因此党把所有的判断权都交给了它的最高领袖——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可以不受任何既定成规、法律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赋予了他无法无天的特权，因为他就是法、他就是天。他就是这个新世界的上帝。所有事物、人、时间都是这创世纪神迹的一部分。
这种奇异的颠覆，对于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党和政府是极其可怪的事情。它只能说明，它的最高领袖与自己的工作班子的脱节、分离，所以需要超越现存运转机器，摔掉它，来一次秩序的重建、合法性的再造。
从权力的施授关系上看，是党和国家把合法性、权力赋予领袖（一人），而领袖（一人）则利用它来打倒党和国家。其基础是领袖、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和这个秘密社群在组织上的历史纠葛、联系。从政治运作层面上，毛选择了国防部长林彪作为政治盟友，弹压拂逆者（整肃彭罗陆杨既是战术上开展文革的障碍扫除，也是战略上对可能反抗者的惩戒示范）。
按常理、常识，对政治事件的定性、定位，本来是事后由历史学家来做的。“史无前例”加诸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事先匆忙进行的加冕仪式，就是要为它可疑的来历、动机、性质、去向、前途正名，是为了掩人耳目。就像是变魔术艺人使的障眼法，利用心理技术控制病人巫医使的催眠术。为它的虚弱瞒天过海，壮胆张目。招数并不复杂，却指住国人要害，颇见奇效。
1966年—1976年的10年间，国家灾难、社会分裂、家庭悲剧、个人惨祸参差交错：政治上时而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被打倒，时而党军副主席、法定接班人外逃坠机身亡，党委—政府领导系统彻底瘫痪，法制体系的公检法被砸烂；红卫兵免费乘车串联，社会分裂成两派进行夺权战争，由军队三支两军接管维持运转；学校停课，学生被赶出城市上山下乡，没有正常的高等院校升学考试；工厂停产，工农业在“学大庆”、“学大寨”的盲目模式里来回折腾，基本的生产管理、讲究投入产出效率都要被当成“唯生产力论”来批判，供应短缺到了不凭票证就买不到东西的地步；文化精英被关在集中营（五七干校）里，文学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国家首都广场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
因此对“史无前例”一语，事前事后几乎并无太大异议：只是在前是肯定、褒扬和噤若寒蝉（有正常思维能力者）并存，在后是否定、揶揄和缅怀追思（如新左派、人数众多的利益受损群体等）共鸣。为了防止集体失忆症发作、帮助学术研究，各地档案馆（广州、杭州等）从2005年起先后陆续推出公开相关“文革”档案举措，供“研究人员、普通民众甚至外国人与外国组织均可以方便查阅和利用”。
2000年代的词语统计（通过google等搜索引擎）表明，虽然被历史挫折倒了胃口，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爱好者仍然钟情于在戏仿、夸饰等意义上使用该词。也是词语生态的自我调适、恢复。[3]这一现象说明：文革前期是该词浮现率的峰值，文革中、后期比后文革时期还少，文革前浮现率水平也不低。全社会的乌托邦躁热与该词的沉浮，似有一种神秘的相关性。
[编辑] 注释
- ^ 7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8日《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1966年第八期
- ^ 所以它既是对文革将给人们带来东西的承诺、期许、宣言，又是从政治学、法理学出发对它的性质、地位的事先裁断、界定。
- ^ 根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史无前例”在文革前的年平均浮现率是2.38，1966—1968年为11.97,1969—1976年为0.56，文革后为0.79。
[编辑] 参考资料
- 《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
- 张化、苏采青等《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