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鹽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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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鹽業歷史非常悠久。考盐之名最早见諸於《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许慎《说文解字》释盐曰：“卤咸也。从卤，监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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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上古時代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二卷“煮海”條云：“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鹽，其色有青、紅、白、黑、紫五樣。”
郭正忠著《中國鹽業史》稱：“中國古代鹽業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夙（宿）沙氏[1]初煮海鹽』的遙遠年代。”
[编辑] 漢朝
西漢的漢昭帝在始元六年（前81年）期間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以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經濟政策，展開辯論。這是《鹽鐵論》一書的由來。
吳王劉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從揚州城東北處，東通海陵倉（泰州），開了一條運河，稱之邗溝，後稱通揚運河，便利運鹽，開啟揚州鹽業之先河，揚州鹽業此後在歷代可謂延綿不絕，成為歷代朝廷的賦稅大戶。
[编辑] 隋唐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開放鹽池、鹽井之禁令，採取與百姓共之的辦法，免於徵稅，至唐開元時期的130年間，為中國食鹽無稅時期。開元初年，開始有榷鹽收稅，但各地鹽法並不統一。安史之亂后，唐王朝財政陷入困境，實施“榷鹽法”，由官府壟斷食鹽價格，鹽利收入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支柱。唐末藩鎮割據，鹽井、鹽池為藩鎮所有，鹽利被藩鎮持留。
[编辑] 宋朝
宋朝設鹽鐵使主管鹽政。
[编辑] 明朝
明成祖遷都北京、增置武衛百司、派鄭和下西洋，費用以億萬計，全由戶部尚書夏元吉籌措，他設立鹽務衙門，以鹽卡收稅，謹防貪官。
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稱：“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梁、樓宇，當余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其中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一百萬兩）、建祠堂（三百萬兩）等方面，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
萬曆四十五年，袁世振在淮南、揚州一帶推行了綱鹽法。
[编辑] 清朝
《清史稿》稱：“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
道光時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陶澍上奏：“至商人辦鹽雖寓揚州，實非揚產，如西商、徽商皆向來業鹽，他省亦不乏人”。清代金安清在《水窗春囈》記載：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陶澍改綱鹽法為票鹽法，“揚商已窮困”。有一次，金安清拜訪扬州总商黄潆泰，早晨起来吃饭，饭桌上备有：“小碗十碗，各色点心皆备，粥亦有十余种。”金安清訝異其家“暴殄”，其家僕說：“这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待客惯例而已，如果真是礼遇客人，要远比这排场得多。”
揚州鹽商以徽州人為主體，光緒《兩淮鹽法志》記載：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間，在揚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80名，徽商獨佔60名。《揚州畫舫錄》中曾經提到揚州鹽商奢糜之風氣，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裏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鹽商亢氏在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粧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余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遇到乾隆南巡時更是舖張，“上買賣街前後寺觀皆為大廚房，以備上司百官司食飲。 ”。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两江总督陆建瀛行票盐法于淮南。
同治五年（1866年），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籌備军费，责令票商捐款。
[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88年7月成立中國鹽業協會（China Industvg Association）。
[编辑] 參考
- 汪崇篔:《清嘉道時期淮鹽經營成本的估算和討論》,《鹽業史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