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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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哲学范畴。忽视同一性（统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强调、夸大斗争性的普遍性、绝对性的矛盾观。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指出“他说对了”；从现实政治角度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属性，与青年毛泽东“万类霜天竞自由”、“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尼克松的《首脑们》中写过，他曾敏锐地感到，毛泽东诗词的魅力可能与对战斗的神往、兴奋有关）的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等思想基调相一致。

以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动员工农进行武装割据，在哲学风貌上表现出强调对抗的特征，呼应近、现代以来一路激进、革命不断的历史进程（1911年革命、1927年革命、1949革命、1966年文革），斗争哲学自有其必然性，但它同时也阻断了从革命到建设、由政治-社会-军事而经济-文化-法律等主题变换的理路。

1949年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就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批清、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共党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从理论框架说，这与主张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把所有哲学问题都归结为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线形思维有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否定渐进和改良，积累和量变，梦想着“毕其功于一役”……都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因此革命是斗争，运动是斗争，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斗争。社会生活被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生活，政治又等同于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武器，连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深层心理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乃至于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一脉相承。其最具鼓动性和组织力量的，仍然是“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这样一些亘古不变的口号；寄寓着社会底层反主流、求翻身的渴望。由于忽略并无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忽略并无视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这样的哲学思想，适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适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宜于政治社会革命而不宜于经济文化管理。

连在精神质素上，虚化、拔高、渲染“痛打落水狗”、“绝不宽容”的鲁迅精神，永不妥协的批判者、否定者形象，突出其铮铮不折的“硬骨头”品格，都从侧面有意无意地强化着斗争哲学的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伦理，从学术上的一家之说变而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道德上的绝对律令，任何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言说，都被视为大逆不道，都被当作异端、当作阶级异己，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人事制度上无限类推、演绎阶级斗争观念，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准战争状态，运动把这种内耗无休止地循环延续下去，耗尽社会-物质-精神资源和活力。

而人道主义、人性论、怜悯、爱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也被从根本上抛弃。不断突破文明底线，把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变成了赤裸裸的压迫、杀伐、暴虐。